醉酒的乡愁是最久的乡愁——写在“行走长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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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7/10

醉酒的乡愁是最久的乡愁
——写在“行走长江”之后

    从云南水富到上海崇明岛，我完成了行走长江的计划。

    从冬季到夏季，我穿越数千公里里程，最后被自己定格在一段无法轻易抹去的乡愁里。

    走完，我才明白，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小心翼翼地掩盖内心某个脆弱而敏感的东西，日常行为也在故意绕开这个敏感区域，这是因为我们害怕自己被伤害，也不忍伤害别人！但是，有些伤害是不可避免的，伤害、痛苦之后，我们才能确知我们自己！

    父亲80岁那年，我问他此生还有什么愿望没有实现，他说他想游一次三峡……

    很小的时候，父亲从重庆南边很远的乡下挑米到巴南木洞镇，木洞镇上有一个小小的码头，就在长江边上。在这里父亲随同他的长辈们将米交给米贩，然后获得几个铜板的报酬，顺便买回一些只有在码头上才能买到的稀奇玩意，然后走200多里的山路回到家里。在木洞镇，他见识了卢作孚的大船小船，也见识了长江，知道长江通向大海。也在船工们的谈论中知道了三峡以及三峡的一切……

    50年代，东北亚一场战争爆发。与这场战争毫无关系的父亲突然就要奔赴战场，他给我们说，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就穿上了军装，那么雄赳赳地跨过了鸭绿江，留下母亲及我幼小的大姐以及爷爷奶奶。就在那次奔赴东北亚的路程上，他第一次经过三峡，但那时在运兵船上，是一个黑夜，他说他只听见有人在喊今晚我们过三峡，疲惫的他和战友们徒劳地靠在船舷上，其实什么也看不见。

    当三峡成为一个时代关键词和旅游景点和水电站的时候,父亲已经老了,他说他要去看三峡。

    为满足他的愿望，我们安排了一次旅行，临行前我专门给他们买了一个相机，教会陪同前往的母亲和小舅相机的使用方法……他们回来了，我看父亲的照片，没有一张是带着笑容的，一种在苍老中透出的忧患与失望呼之欲出，他已经失去谈论三峡的兴趣，甚至连谈论这次旅游的兴趣都没有，只说了一句话：这么难看这么大的工程，花费太大了。我知道他说的是大坝，而整个三峡，由于水位上升，几乎也没什么好看的了。

    我对他说我要去走长江了，他说，走走吧，走远一点、深一点。

1997年的夏天，我正在拍摄《重庆往事》，在某个场合遇见重庆电视台的编导欧学光，他是电视栏目《三峡大移民》的制片人兼编导，我顺便问了一下栏目的情况和移民的问题，他想了半天说了一句话，栏目其实没多大意思，里面的内容和真实的情况是不一样的！2000年，重庆电视台突然要做一部大型政论片《三峡大移民》，而我则是以一个评论家的身份被邀请去论证项目的策划案与可行性，在论证会上再次见到这位欧学光编导，他被指定为这个项目的实际执行人和总编导。我不记得我在论证会上发表了什么看法，会后欧学光郑重其事地邀请我加入这个项目，与作家吕岱以及央视撰稿人张长江先生一起担任该片撰稿人。我没有思想准备，也有自己的片子在拍，所以我最初拒绝了他的邀请。吕岱是我多年的朋友也是我的老大哥，知道我拒绝后，带着学光专程到我家里来再次邀请，我没有更多拒绝的理由，加之也很想知道一些移民的情况，就和他们一起关在南山的电视台地球站内封闭写作。这次合作促成我和大我十多岁的欧学光成为很好的朋友，而且必将是终身的朋友。就在写作过程中，学光大哥拿出他在栏目制作过程中拍摄的从未示人的素材（超过上千盘的BETA磁带），让我们第一次看见了真实的大移民：家园的坍塌、故土的离别以及上人们的迁移与眼泪……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我们的稿子被一次次枪毙，因为在看了这些素材之后，再也写不出上面要求的稿子了！

2年后，我的另外一个名叫鄢雨的朋友，正倾家荡产地去拍摄一部叫做《淹没》的纪实片，他和合作者李一凡卖掉自己的房子，长期扎根在移民腹地奉节，跟踪拍摄家园被淹没的整个过程，这个片子当然不会有什么单位为他们立项，也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资金投入，他们不卖掉房产就无法继续下去。他们拍摄了被称为“天下诗城”的奉节老县城一天天被淹没的状况——后来这部片子获得了从柏林国际电影节到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多个大奖。我不知道奖金多少，能否补足他们当初的损失和投入。不过这些在他们那里似乎一点都不重要了！

当然，我们的片子也获得的了那个叫做“五个一工程”的大奖，至今我都把这次写作当做一个笑话和一个经验,这个经验的实质是告诉我自己，针对大移民这样的大事件,那些充满抒情的文字以及伪装的民族大叙事其实正是在掩盖某些事实，同样一个对象或者同样一个事件，其描述方法的不同，最终结果大相径庭。就是那些有关长江的素材，有关移民的事实，由于主流媒体的需要，我们把它描绘成伟大的壮举，而有关国家意志的全能和无处不在，我们认为是天然的、正确的……而事实上素材所表现的却使一个民族的悲苦以及移民个体的无处告白的无奈，想着都是心痛。那种被撕裂被隔断的疼痛估计至今还留在移民的心中。

2004年我穿越云贵高原来到金沙江中段著名的虎跳峡。但走到峡口却无法进入，拦路的值班人员告诉我说前方道路垮塌,禁止一切通行。我当时信以为真，悻悻然返回驻地。但当地百姓告诉我说，他们不让任何人进去是因为他们在峡口挖山打洞，他们要在这里建大坝……我一下就惊呆了，这里，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方他们建立大坝？我无法平静下来，决定徒步进入景区，去看看他们在怎么打洞怎么勘探。我走了半天时间，最终还是被他们“劝出”，无功而返。我因此无法确证当地人说的是否是真的。多年以后，我知道金沙江从虎跳峡以下到水富向家坝，据说他们一共要修建十来座大坝，现在我不知道到底已经建好了几道，但我知道有专家说现在金沙江几乎就是“肝肠寸断”。

一直没有明白那些冒死长漂的勇士是为了什么，也不清楚他们用这种方式是在挑战自己还是在挑战自然。我无法知道他们内心深处对这条大江的真实感觉。从80年代到90年代，他们的行为被赋予了爱国主义的含义，有一种说法是赶在外国人实现长漂之前，中国人自己先漂一次。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也有人成就了梦想，但是这一切似乎在后来并没有为爱国主义增加更多的含义，也没有能够阻止金沙江、长江以及这个大陆上所有江河命运的改变。我显然没有他们那样的勇气和能力去漂流长江,我生活在江边,知道它的危险,但我是否可以有另外的方式去更深入地了解它呢?

2013年8月，我和四川摄影家甘霖一起去迪庆拍摄梅里雪山、哈巴雪山(去哈巴雪山,当然要经过虎跳峡)，然后在丽江拍摄玉龙雪山，加上以前拍摄的贡嘎山、央迈勇、南嘎巴瓦、卡瓦博格以及珠穆朗玛、冈仁波齐等十数座雪山，本来想搞一个雪山系列影展，但由于去迪庆的道路因为大雨塌方而受阻（谢天谢地，现在高速路大约该修通了），约好在那里和撒娇诗院的主人、上海诗人默默的相会也随之取消，我们被迫滞留于丽江，在我朋友、律师张江海的小院里等候通路的消息，天天围着云雾锁定的玉龙山拍摄，都有点心烦意乱了……最后我们决定翻越大山经老路去攀枝花回成都，路上我们再次和金沙江相遇，而相遇的地方就是金安桥水电站，它属于金沙江众多梯级电站中的一座，在峡谷深处截断了江流。如果有路，再往上游几十公里应该就是虎跳峡了。不知为什么，我看着这水电站像山谷里的一只怪兽，将固有的江岸啃得七零八落，而几年前的两岸却是草树繁茂的景象。我们沿着峡谷前行，道路旁随时有“注意落石”的警示牌，可以想见这里的地质结构并不稳固，加之山体陡峭，塌方落石的情况时有发生，而我们的车也因为避不开路上突然出现的一块大石头而爆胎……

一路心情沉郁……

凯迪网络招募行走者的活动对我来说恰当其时。

正当我和甘霖商议合适的时间走一遍长江的时候，凯迪的行走者计划出台了，看见这个消息当然十分高兴，也就及时应征。当然我不认为自己会成为首届获胜者，但我想通过《行走长江》计划的发布，引起更多的人关注它倒是实情。关于竞选的过程我就不说了，那个过程对于参赛者来说是被动和疏离的，一切交给网友了。但在最后的决赛中，我觉得发挥一下主观能动性是很有必要的。这里我要首先对另外两位对手表示极大的敬重，cctv7788和行者小白都先于我抵达广州并先于我完成凯迪布置的命题作文“广州一日游”，他们都是带着志在必夺的信心和敬业精神而参与这个活动的，而对我来说，虽然这个活动契合了我多年的愿望，但由于课程安排和工作的羁绊，反而显得掉以轻心或者可有可无，在编辑朋友的再三催促之下，直到面试的头天晚上才完成作业。我找到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角度来完成“广州一日游”这个考题——我没有7788和小白那样充裕的时间来游广州，也没有时间来对这座陌生的城市进行深入的了解，但我知道广州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其地位的特殊以及城市文化的积淀，一定有一个代表性的线索，就改革开放30年来说，广州作为前沿地区一定是因为某个历史的启示和地缘的优势，如果能够在一日游里将这个启示寻找到并表达出来一定很有意思。于是找到广州的几个同学，让他们指点和带路，从沙面到十三行街开始了“寻找广州开放之旅”的一日游……这一日游虽然看上去是走马观花，但我必须赋予它一定的意义，而事实上我也获得了这个意义：广州的开放恰恰就是从19世纪的一口通商时代开始的，而沙面就是它的载体和遗存，它对面的十三行街则是它繁盛历史的现代镜像……这个“一日游”对我来说，正是走进广州的开始，也是熟悉广州的一条门径。她的开放与包容，她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写出了这个城市真实的历史，现在我有点明白，为什么中国近现代有关进步与保守、改革与倒退的问题都与这里相关，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再到黄花岗先驱的慷慨赴死以及后来中国北伐战争，她的每一笔书写的不都是中华历史上浓墨重彩的那一笔吗？

    当然我的汇报演讲并没有这么深入，在阐述行走计划的时候当然也没有那么详细，但是感谢评委先生们的抬爱，感谢竞争者对我的激励——在决赛抽签中我抽到最后一个上台的次序，7788第一个上台，小白抽到第二。由于我们被隔离在小房间里，不能进入现场，小白看上去有点紧张，但半个小时的等待时间，可以供我们进行充分的交流。通过交谈，我很为小白的计划高兴，也为年轻的他感到安慰，这个实实在在的九零后，并不满足于太过普通平常的日子，将年轻人特有的好动、新奇以及游玩的天性赋予有价值有意义的活动，低碳骑行、志愿服务以及宣传环保等理念都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小白的意义在于他不是像大多数人一样，只将这些理念停留在口头，而是采取了实际行动……

    当一个小时过后轮到我的时候，我走上台去故作轻松地这样开头：我一个人被关在小屋子里，走过去是七步，走过来还是七步……

    我看见有观众笑了，评委也笑了。

    2014年1月19日正式上路，其行程与直播已经在网上贴出。

    现在回头想一想这次行走计划的实施以及行走过程中得到的启示，可以作一下简单的总结：

    第一，我这样的行走到底是要去看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有很多预设，在我的行走计划里似乎胸有成竹先入为主地为自己确定了几个目标，比如考察生态环保、体验民风民俗、体验江河文化等等，但是我能否做到实在是个问题。事实上在行走过程中我们几乎无法照应到自己预设的目标，这是因为某些我们预想的东西荡然无存，倒是那些突如其来的问题和突发的事件更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比如在向家坝电站，我们记录下这个大坝的巍峨高耸的姿态，也想找人采访和了解大坝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等。但我们突然遇见了几个移民，并通过采访了解了他们的处境以及移民工作而遗留的大量问题，尽管这样的问题在网上和其他媒体上有所提及，但没有我们遇见的情况更加具体，他们声泪俱下地讲诉着被强拆被赶离家园的情境，以及后来移民补偿严重不足而又求告无门的处境……有时候，目睹现实的困难，你就根本无法深入到文化的层面去看这条大江。那些细碎的生活尘埃以及具体到每一个个体的痛苦，让你暂时忘却了你锁定的大目标和慷慨激昂的志向，当你无法对这条已经毁坏的大江言说的时候，你更愿意聆听那些来自底层的哭喊声音。同样，在江津白沙我们遇见了已经退休的打渔队长，他的一番讲诉让我们目瞪口呆，他说你们现在吃的江鱼根本就是毒鱼，现在哪有网打的鱼，只有毒死的、电死的鱼……后来我们在湖北仙桃的沙湖湿地，就真的见到了渔民们用电线捕鱼的情境，但他们也很无奈，他们说不这么捕鱼就根本没有收获，因而生存都很困难——而这样的捕鱼方式更让通常的方法失效，这已经成为一个恶性的循环。白沙捕鱼队长说的现在长江用毒药毒鱼的手段，简直令人发指，他说现在的渔民用剧毒的农药搅拌洗衣粉洒在江里，由于洗衣粉有很好的溶水性，毒药会随着溶入江水的洗衣粉雾化一大片，凡是这个区域的大小鱼虾无一能够幸免，他愤慨地说这些都是断子绝孙的手段啊！

    当我们在关注长江金沙江因为截留因为大坝阻断了鱼群洄游道路的时候，实际上还有更多的伤害被我们忽视。我们如果这样简单地行走和观看，可能什么也看不见！所以你真要问我看见的什么，我真的难以回答，更是羞愧于前期自己的预设。我们看见的只是一条正在承受苦难的大江！

第二，行走的价值何在？如果凯迪网站方以及参加评审的专家只是简单地把这个活动定位于旅游式的行走，我相信我的计划肯定不能入选，同时如果我自己不看清楚这个行走计划的价值所在，我也不会轻易付诸行动。而通过行走长江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计划，事实上我做到了自己内心所希求的价值寻找，我希望以个人的、民间的、生活化的方式去表现长江，行程的记录和网络直播，只是这个计划的很小一部分，它应该只是一个索引。在走完之后我反复阅读行走笔记和摄影照片以及视频素材，总感觉有一种力量和声音在内心深处激荡，同时众多的问题一一呈现出来，我似乎看到这条大江承受了大量的负担，有一些是历史的自然的，有一些是我们强加的。从第一季行程记录帖子里的大量争论来看，我感觉我们的思维习惯上将之定位于效用或者价值之上，很难将一条大江看成是一个自然的存在，看成一个自足的生命体——这可能是“人定胜天”思维的延续。而实际上，自然可以为我所用，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自然也需要我们为之付出，欣赏美景是每个人的愿望，但国人的习惯在于把自然看成一个对象、一个他者，并不一定真的清楚自然与人类是共生的一个完整体系。我们沿江看见的所有古人修建的东西，一个码头或一个渡口，一片民居或一个小庙，都充分考虑到的自然和谐的因素，而当今的设施和建筑却极少考虑到“融入”，留下的是突兀而霸气侧漏的模样，同时又经不起仔细的端详。这一点我在三峡移民县城的感慨最深。从整体搬迁的丰都县城、云阳县城、奉节县城以及不完全搬迁的忠县县城、巴东县城，我看到这些设计规划于90年代的新城，其凌乱与狭窄、房屋的密集以及后来又不得不在成片开发的情境，忍不住想像当初这些设计者是在什么设计思路下开展工作的。再一个问题是，我对长江的整体性观感现在基本上可以得出稍微明晰的描述，而最终会得出长江再也经不起折腾的结论，所据理由有三：其一，我看自然的长江正在被越来越多地被侵害，其生态以及地质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说近几年来发生的大的灾害，就在我们一路行走的过程中，道路阻断、山体滑坡已经历数次，冬季上游之严重雾霾以及江边住民的无可奈何状态，无不生动地向我们发出警示；其二，如果绕不过开发利用这个坎，是不是应该对之进行立法？长江作为中国最大的一条河流，自然免不了对之的利用和开发，但国家是不是可以对之立法呢？我们在城陵矶看见的是发电厂的烟囱，在铜陵江边看见的是大片的化工厂，还有其他地方看见的小水泥小化肥，依然在江边吞云吐雾，排放废水。我不知道是否已经立法，但这个实在是必须；其三，我们沿途接触了民众，也花时间和他们交流，大多数人都爱着这条江，但他们缺乏主人公感觉，也就是说当他们一方面敬畏这条大江的同时又感到对之无能为力。我在夔门峡口与在此风景区开小摊买小吃的一对夫妇交谈，他们依然爱着这里，但他们原来是渔民，由于现在不能打鱼了才以摆摊来度日，他们说生活的一切都改变了，缺乏家园意识和安定感，游客多的季节收入会很高，但依然不足以安定自己，他们说现在他们关心的是方便面、土豆泥，其他的一切包括长江都和自己无关了。他们不再关注水情和鱼情，不再关注天气和气候，他们只关注游船上下来多少人。我想这样的生活感慨，你不能批评他们的短视，因为急功近利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时代症候之后，哪一个平民可以超脱出来呢？在大宁河我和一个鱼人交谈，他原来是江边生活的农人，并不打鱼，但由于水位上升，原来的家和土地被淹没，没有办法就贷款买了一条渔船，从此开始了以船为家的生活。他的担忧是鱼越来越少，他这样的生活还能延续多久……

如果我以上的说法还不足以说明这次行走的价值，我想着完全在于我只是去发现而没有去研究。

第三，我真的记录下来吗？我必须承认，我的个人视角或者个人记录是挂一漏万的，这一方面在于行走过程中很少有时间去沉潜与梳理，经费的缺乏也不足以支撑更大范围的发现，另一方面更在于本人学识与能力的限制，境界或眼界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但我在行走和记录中始终保持着一个贴近观察、忠实记录的姿态，可能由于摄影者的职业习惯，往往有猎奇和唯美的倾向，也有兴趣导向的弊端，这个大约摄影人都可以理解。但这正是我不能原谅自己的地方——在上游部分，我基本能够做到贴近再贴近，但在下游行走中，由于道路更为漫长，还有很不好意思的是，下游部分的费用、物价都高出很多，有些该深入的地方由于预算的拮据而只好放弃。特别是到了武汉，所带电脑突然出现问题，硬盘全面崩坏，硬盘上的素材还没来得及备份就全部毁掉了，这个时候有万念俱灭的感觉。这个得感谢北京正清文化公司的涂道坤先生及时伸出援助之手。但这也说明我们前期准备严重不够，我们一共带的设备包括相机三部、摄像机一台，电脑2台（一台专门处理图片和视频，一台处理文字），移动硬盘2个以及其他摄影摄像附件，但这些东西可以支撑一个简单的记录摄影活动，但不能完全承担这个几千公里行程和如此大量素材的处理和备份的工作，让我们损失了重要的武汉及周围一段的记录，实在是万分遗憾。

得出的教训是，完成一个项目计划之前，必须对自己的执行能力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评估，对于自己的前期准备必须要考虑到突发因素和不确定性因素，如果准备不充分，宁愿暂时放弃或者申请援助，这不丢人！至于现在记录的成果，除了已经发的图片与视频，我还会以其他的方式继续呈现，我要尽量给大家看一个立体的丰富的长江。

行走完了，我发现我的乡愁似乎更浓了。在此文的前半部分我想说的是行走这条大江应该是我的乡愁情结，也是我作为一个人文学学者介入社会的另一种方式。很多年前读到余光中的诗篇：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这酒一样的长江水，这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后来经罗大佑谱曲传唱，这“醉酒的乡愁”似乎就成为怀乡病的一种写照。我不喝酒，我没有离开故乡到海峡的那一面或地球的另一端，我不像诗人那样需要别人给我长江水，我时刻可以感觉到醉酒的滋味，我在江上漂浮、沉落或者飞升，这都是一个长江子民的宿命，那是流进血脉的酒，一种无法醒来的醉，是永远不能终结的乡愁。

就在我去年春节期间行走长江的时候，我的岳父大人离开了人间，我妻子哭着电话告诉我说，爸爸一直想把自己放进长江……我回去后，将他的骨灰洒进了长江……我的儿子看我的腿疾严重，是他替我捧着外公的骨灰盒，经过很长的台阶一级一级下到江边……这就是长江的子民，生在长江，注定归于长江，一代一代就这样延续着！